少数民族对华夏农业文明的特殊贡献——以农作(2)

少数民族的命运是各种各样的，在中原地区强势时少数民族或被征服同化，或迁徙而更加远离中原；在中原地区政权弱势时，少数民族则时常侵扰甚至偶尔入主中原。后一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北方。在南方区域，除了传说中的蚩尤与黄帝大战外，少数民族能够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的局面极为鲜见。例如直至春秋中期，西北广大关中地区主要还由戎人控制。其后发生变化:“春秋中期以后，此地被纳入秦国版图，这里的戎人被秦国征服，开始与秦人杂处，二者之间逐渐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戎人逐渐被同化，最终成为秦国社会的成员。”*同上，第309页。在战国时期之前，在北方呈现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北文化带与中原国家之间隔有南文化带，北文化带与中原诸国之间谈不上有直接的交流和互动。直到战国早中期南文化带被中原诸国占领以后，中原国家才开始与北文化带内的人群发生接触。而‘胡’的名字也大约在这一阶段出现在汉文献中，大概是指当时生活在赵国和燕国以北(南方文化带东部以北)地区的人群。”*同上，第328—329页。但中原势力的推进在继续：“战国早中期之际，南文化带内的广大地域基本被中原国家占领，中原国家的北部边缘进一步向北推进，直接与北文化带相毗邻。……至战国中晚期之际，南文化带内的当地传统文化消失殆尽，南文化带消失，生活在这里的戎狄被华夏化。”*同上，第319页。比较而言，在南方由于大部分地区崇山峻岭连绵，交通不便，很多少数民族因而获得了足以独立生存与延续的空间。

在探讨少数民族问题时，对有些说法要做特别分析。如在探讨农作物起源问题时，简单地说某一农作物起源于中国是比较笼统的，并不意味着源自中原汉族即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这是因为早期的华夏文明集中于黄河流域，其幅员有限，与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不是一回事。出现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第十章为“五谷果蓏菜菇非中国物产者”。这里的中国指即为黄河中下游汉族活动地区。依照今天的意见，书中所述“五谷果蓏菜菇非中国物产者”，有的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贡献，如稻、茶等等。在我们今天的认识中，华东、华南、岭南以及西南无疑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版图。但是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有学者认为贾思勰所提的近两百种“五谷果蓏菜菇非中国物产者”，都应该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栽培作物或野生植物。*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这就是说，在有的学者看来，当时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广大区域，皆为少数民族地区。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对于曾经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的农作物，简单说它培育于中国有道理。但是这种说法对于做出贡献的少数民族而言，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上看，是不够尊重的。否定少数民族的独特贡献与作为，就是对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本质上的否定。当它的特殊性不存在了、当它特殊的贡献不存在了，这个民族作为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本文作者倾向于实事求是，对具体事物做具体辨析。一种农作物被成功培育时，如果培育地当时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就要承认这个民族对这一贡献具有优先权。而不能简单将其归之于中华民族，否则就是对少数民族做出贡献的不认可。

在以汉人为主体的古代中国，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一种倾向认为，华夏文明与四夷文化不同，但是又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甚至是血脉的关联。如《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江水即指四川之岷江，若水即今川西之雅砻江。据此学界早有蜀人为黄帝后裔之说。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结尾处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司马迁本人具有古代各民族同根同源的思想。这种认识之对错暂且不论，它所表达出来的是华夏民族至少部分人对于少数民族的一种接纳和认同。而这种认同与少数民族的重要贡献有内在的关联。然而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代，汉族人也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为豺狼而与华夏有本质的区别。少数民族与异族的主要区别在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较为紧密，尤其是少数民族一定是长久栖息在今天中国版图之内的非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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