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对华夏农业文明的特殊贡献——以农作(10)

航海能力提高后，一些重要沿海港口成为贸易交流的中心区。福建泉州自古即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因此这里也自然成为农作物品种输入输出的重镇。在农作物的引入过程中，存在一个现象：有些农作物在一地引入了很久，但是只限于当地种植，并未迅速大幅度推广。因此可见在另外一地再次引入的记载。比如甘薯的最早(1563年))引入和种植似乎并未从云南迅速向周边及内地传播。至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长乐侨商陈振龙从吕宋岛经泉州再次带回甘薯。并将甘薯献给当时福建总督金学曾。闽南最先种植甘薯的是晋江县安海镇的灵水村。*黄水看：《略论历代从泉州进出口的农作物》，《福建农业科技》1980年第3期。

四、少数民族地区向域外输出作物方面的贡献

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引入其他民族优秀文明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重要的外传者。在农作物外传方面也是如此。在这一部分仅举两个重要的例子予以说明。作为世界三大谷物之首的水稻，被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先人成功培育并栽培后，又随他们的迁移输出到域外。张佩琪曾提出推测：水稻“很可能是从云南西部、西南部到西藏东南部的广大高山峡谷地区传入印度与缅甸的。传播者为远古时代云南景颇族、独龙族、西藏门巴族、珞巴族等藏缅语族的原始先民。……结合云南与印度已出土的原始栽培稻遗存的时序分析，中国原始稻作农业西川的时间大约在距今4500—5000年前之间。这与古气象史上的洪水泛滥时期，人类从长江、黄河流域平原与丘陵地区向高院地带迁徙的史实与传说相吻合。”*张佩琪：《论中国的驯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中国是粟(小米)的第一起源中心：“中国粟起源于黄河中游的高海拔地区，中国粟作文化的编年史在华北地区是连续的、没有空缺的，中国先民驯化狗尾草的起始年代当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时期。保守地讲，中国栽培粟的启示时代起码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河北徐水高林村乡南庄头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百越族将在将水稻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将粟等农作物传播到了东南亚诸岛国。*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传播粟的另一路线，是由中国经阿拉伯、小亚细亚、奥地利而西传到欧洲。无论哪条路线，少数民族或是唯一的传播者，或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接力者。作物的引入造福中华民族；作物的输出惠及世界各地其他民族。

五、余论

特殊的生存环境孕育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而决定他们做出独特的诸多发明。独特性既是少数民族生存的法宝，也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主要价值所在。不应该潜意识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理解为不发展或欠发展或发展慢，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如同珍惜生命一样，注意保持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否则人类不但在生理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将越来越丧失基因的多样性。诚如是，人类文明的退化在所难免。

民以食为天，我国少数民族在作物培育与品种传播方面，对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都堪称贡献卓越。这一点基于目前既有的研究已是无可置疑的定论。如果在方法与视角上寻求突破，并能进一步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探讨与研究，那将是锦上添花。如果取得重要突破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成果。

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科学技术贡献有更加明晰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很大程度上也能纠正沾染“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一个常识性错误认识，即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均由世界上或一个地区占核心主导地位的民族所奉献。人类历史上农作物的培育与传播是揭示这一主题的最好视角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华民族有贡献，但是总体而言，输入大于输出。善于发明与善于学习不是一回事，但对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而言，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一个民族善于发明是其强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善于学习并将学到的东西发展到极致，同样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不能是独立于外的孤立系统，也不能是保守的封闭系统。中华民族要昌盛，除了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大力创新与发明，还要善于倡导智慧的“拿来主义”。

文章来源：《玉米科学》 网址: http://www.ymkxzz.cn/qikandaodu/2020/1227/6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