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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下科学与政治的协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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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导科学与政治的平等合作

“线性模型”将科学与政治这两个领域视作分离的，忽略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众的声音是需要被听见的，这是具有缺陷性的。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科学与政治之间理想的互动模型，即“协商模型”。在“协商模型”中，一方并不是要服务于另一方，而是寻求科学与政治这两个领域的友好结盟。

相较于科学与政治的相对独立，实现它们的联姻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科学是政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也会对科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主体间交往，一方面为政治家提供科学咨询，让他们了解与政策相关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让科学家了解到政策发展的方向，使得他们对相关的研究经费的投入有所了解。在“协商模型”中，除了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平等对话之外，科学家还要向公众解释他们的研究与公众的关联，政治家只有在征询民意之后，才能作出决策。一方面，科学家运用证据证明一个科学议题(如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科学家从政治家那里获取资源和政策支持，由此建立科学家与政治家的长效合作机制。还有，决策要体现公众的声音和他们的价值诉求，通过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结果的不断评估，对政策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

三、协商模型的具体实施方法

根据“协商模型”，在复杂的社会或环境议题的处理过程中，科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需要创造一个忠诚且互相信任的环境，为外行公众提供和专业人才一同促进科技研发创新的机会，将外行知识视作实现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宝贵财富。通过“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建立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交流的组织”“对外行知识投入关注”等方法，协商模型得以建立。

(一)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

在与政治对话的过程中，科学的声音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科学家关于同一科学议题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关于谁是正确的或哪种科学观点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诸如《巴黎协定》等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制定的基础是以IPCC为代表的专家小组关于气候科学的协商性“共识”。但是科学领域的意见分歧不是要被决策者所忽略的，只有通过促进持不同科学观点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才能为关于政治决策制定的辩论提供更多的空间。

科学的多样性也是需要使公众了解到的。通过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避免使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政治决策的制定建立在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科学基础之上。如戴建平副教授认为，“气候科学共识并不代表没有科学异议( 怀疑甚至否定 IPCC 共识的科学观点) ;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气候科学中异议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共识一再被强调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气候科学中许多层次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仅从科学自身出发，是很难达成如此广泛明确的共识。”“由于 IPCC 的工作原则是‘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所以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克服不确定性和冲突最终达成一致。”[3]

只有向公众呈现出科学不确定性，才能有助于公众出于情感、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考量作出民主的决策。而且，还需使公众意识到，科学确定性并不是真理的标准，“科学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打破既有的共识性认知”[8]。公众才能意识到科学其实是不断建构的过程，这样才不至于出于政治目的对不同科学观点进行掩盖，忽略民众的声音。

(二)建立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交流的组织

科学家们通过加入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协调互动的组织，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不同角色：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真理的探索者，另一方面是“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9]。通过这类组织提供的平台，科学家们向政治家们提供作为政策制定基础的科学知识。

在气候变化领域，桥接科学与政治的最有成效的公共机构就是IPCC。IPCC将国际气候科学界关于这门科学的观点汇聚起来，通过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提供关于气候问题的科学认识的权威性的国际声明。随着历届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IPCC为科学—政治的协调互动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根据IPCC的章程，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经济、社会等方面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进行评估。[10]“由于评估内容中涉及多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以及诸多潜在政策选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历来十分重视气候评估报告的结论”。[11]通过建立这类组织，对影响决策的科学分歧进行评估和处理，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一系列的协商，形成广泛的政策共识。

文章来源：《玉米科学》网址: http://www.ymkxzz.cn/qikandaodu/2021/0804/1533.html